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５日美国感恩节的早上，过程思想第四代代表性人物、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Ｄ.Ｒ.格里芬（ＤａｖｉｄＲａｙＧｒｉｆｆｉｎ）离开了我们。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格里芬的个性特征，最合适的词非“斗士”莫属。纵观格里芬的一生，他是多方面的斗士：首先，他是一个思想斗士，作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他先破后立，在对西方现代性做了深刻批判后建构了一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其次，他是捍卫正义的斗士，他从政治和生态等角度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进行了勇敢的揭露并给予猛烈的抨击，这突出体现在他多年来无惧个人危险、通过演讲和著书等方式揭露“９１１事件”的真相；再次，他是一个生活斗士、生命斗士，他挺过了２００９年连医生都想放弃的手术，在与癌症抗争的十余年间，他一边不畏苦痛、只争朝夕，坚持每年出一本新书；最后，也是一些人没有给予足够关注的方面，他还是一个环保斗士，他早自上世纪６０年代就一直关注生态环保问题，除了构建怀特海派的生态思想理论外，他还以各种方式在生活中践行着自己的生态理念。下文聚焦格里芬作为环保斗士的一面，主要梳理、概括和论述其生态思想，以飨读者，以志纪念令人敬仰的斗士格里芬先生。
一、对生态危机的持续关注和认知深化
格里芬是西方世界较早关注生态问题的学者之一。格里芬曾表示，“我几乎自我的学术生涯开始起就始终关注着生态危机”。１９６８年博士毕业后，格里芬任教于戴顿大学（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Ｄａｙｔｏｎ），并在那里开设了生态方面的课程。１９７２年开始，格里芬发表了系列生态论文。格里芬委身生态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参与过程研究中心（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和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的工作。过程研究中心早自上世纪７０年代就开始组织许多关于生态问题的活动，包括各类会议和讲座等；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主要由柯布、王治河博士和樊美筠博士创立，其主要宗旨之一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生态文明发展、特别是推动中美生态文明的发展。
格里芬学术生涯中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自１９８８年到２００４年他与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丛书》，丛书共出版了３２卷，其中有不少书专门或重点讨论生态问题，例如《地球峰会伦理》《生态读本》《为了一个处于危机中的星球的后现代政治》等，格里芬在丛书一些重要章节或序言中论述了自己基于怀特海哲学的生态后现代主义，在思想界有较广泛影响。２０１５年，格里芬出版了一本讨论生态问题的专著《空前的生态危机》，它可以看作是格里芬对其长期关注的生态问题的一个集中探讨。该书痛批美国政府在生态问题上的不负责任，特别是美国政府曾拒绝签订和履行国际气候相关条约；同时他对当前国际政府间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推诿责任感到悲哀，认为这是“世界所见过的最大失败”。
格里芬对生态问题的认知有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格里芬坦言，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尽管他认为生态问题十分重要，但他同时认为，生态问题只是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之一。但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持续恶化（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其突出表现之一），以及相关科学家和思想家们对生态问题的研究的深入展开，格里芬清醒地认识到生态危机其实是当前人类最大、最紧迫的危机，而不只是众多危机之一，因此，他认为，作为一个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必须给予生态危机以首要的关注。“如果认为我们只应该解决生态危机，那就过头了。但是我们应该把生态危机、特别是全球变暖，当作众多事业中最最重要的一个。”格里芬认为，与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人们曾一度十分关注和忧虑的核冬天、核灭绝相比，当前的生态危机因其全球性和复杂性而更为危险、更难以解决。“核冬天是人们做某事的结果———如果他们想发动核战争。但生态危机无须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就能终结文明：我们可以仅仅通过继续‘一切照旧’就能终结文明。”格里芬的主要生态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转变的背景下深化和提炼出来的。随着格里芬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成型，他的生态后现代主义思想作为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重要部分也基本形成；鉴于格里芬思想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特质，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种“后现代深层生态学”。
二、格里芬的后现代深层生态学
深层生态学最初由挪威生态哲学家Ａ.奈斯（ＡｒｎｅＮａｅｓｓ，１９１２—２００９）提出，它的两条最高准则是“原则上的生物圈平等主义”（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ｉ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和“自我实现原则”。在以奈斯为代表的深层生态学派看来，尽管怀特海哲学中包含深层生态学的成分，但由于怀特海派坚持的内在价值分级论（ｔｈ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ｖａｌｕｅ）违背了“生物圈平等主义”，因此奈斯的追随者们普遍将怀特海派排除在深层生态学之外。例如奈斯派深层生态学的代表人物Ｂ.德瓦尔（ＢｉｌｌＤｅｖａｌｌ）和Ｇ.塞申斯（ＧｅｏｒｇｅＳｅｓｓｉｏｎｓ）认为：“这种对怀特海的泛心论的尝试运用，尽管主张将内在价值不同程度地赋予非人类世界，但终究仅仅是强化了现存的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因此不符合深层生态学的‘生物平等主义原则’这一生态原则。”
但在格里芬看来，通过澄清一些误解，怀特海派的生态思想与奈斯的深层生态学是可以弥合的。奈斯本人明确区分了两类深层生态学，一类是常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层生态学”（ｎｏｎ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ｃｄｅｅｐｅｃｏｌｏｇｙ），它包括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维护非人类世界内在价值的一切生态哲学；另一类是他个人偏好的、受斯宾诺莎重大影响的“生物圈深层生态学”（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ｅｐｅｃｏｌｏｇｙ）。然而以德瓦尔和塞申斯为代表的奈斯追随者们更激进地主张“平等主义深层生态学”（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ｄｅｅｐｅｃｏｌｏｇｙ），即坚持内在价值平均地分配到每一个体。“正是德瓦尔和塞申斯破坏了这一区分，简单地将平等主义深层生态学等同于深层生态学本身。”而怀特海派的生态思想反对的是德瓦尔和塞申斯主张的平等主义深层生态学；但却“支持头两个意义上的生态学：生物圈深生态学以及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深生态学”。这里将格里芬的生态思想称为“后现代深层生态学”。它作为一种深层生态学，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彻底的生态后现代主义。作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重要
奠基者之一，格里芬认为，现代性主张的机械主义、实体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二元论等导致人类在走向自毁；与之相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倡导机体主义（ｏｒｇａｎｉｓｍ）来消除人与自然、个体与环境、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等的二分法（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关注的诸多议题中，生态是首要的和最根本的维度。“虽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有许多维度，然而最重要的维度是其对于人类现代物质文明与自然界之间整体的和谐关系的驱动导向作用。因此，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也可以称为‘生态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的生态主义，它为生态学运动所倡导的持久的见识提供了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据。事实上，如果这种见识成了我们新文化范式的基础，后世公民将会成长为具有生态意识的人，在这种意识中，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将得到尊重，一切事物的相互关系都将受到重视。我们必须轻轻地走过这个世界、仅仅使用我们必须使用的东西、为我们的邻居和后代保持生态的平衡，这些意识将成为‘常识’”。
（二）格里芬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一种深层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自然观。格里芬首先批判西方现代性普遍坚持的机械主义自然观为“顽固的自然主义”：“过去一百多年来，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假设：科学必然和一种‘祛魅’（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ｅｄ）的世界观联盟，其中没有宗教意义和道德价值。这种世界观或可称为‘顽固的自然主义’。它崇尚物质自然主义、决定论、还原论以及虚无主义，因而排斥自由、价值以及我们生活中对终极意义的信念。”“顽固的自然主义”坚持对自然的祛魅：“从根本上讲，它意味着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和感觉。”因此，自然的祛魅意味着“自然的死亡”，自然没有内在价值，自然世界变成空洞的、死的物质，没有自由和创造性，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和道德价值；对人类而言，自然是冷漠的甚至是敌对的、等待被征服的。格里芬认为，正是基于“顽固的自然主义”，现代性发展出一种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在决定对待自然的方式时，人类的欲望及其满足是唯一值得考虑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一种掠夺性的伦理学：人们不必去顾及自然的生命及其内在价值”。
与之相反，格里芬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倡导对世界的返魅（ｔｈｅｒｅ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自然不是死的物质的堆积，对人类而言，它不是冷漠的甚至敌对的异己力量；自然本身是具有活力、创造性和自由的，也是具有价值和道德意义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认为事物与其环境存在着内在联系，这种关系对事物自身是构成性的，也就是说，事物的存在是关系性的，是事物的内在关系构成了事物的本质，因此，事物与其环境是不可分割的，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格里芬倡导培养对自然的“家园”意识和亲情感。“与信奉二元论的现代人不同，后现代人并不感到自己是栖身于充满敌意和冷漠的自然之中的异乡人。相反，正像查伦斯·普雷特纳克所强调的那样，后现代人在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在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其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且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的亲情关系。借助这种在家园感和亲情感，后现代人用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度这种后现代精神取代了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像中国传统的宗教和哲学一样，认为宇宙体现着内在的道德和审美原则，如：为下一代照看好世界。”
（三）格里芬在怀特海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激进的自然价值论：物种固有价值（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ｖａｌｕｅ）平等论。“之所以各种物种的固有价值是大致平等的，是因为，总的来说，内在价值和生态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反比关系。也就是说，其（个体的）成员只有最少的内在价值的那些物种，比如细菌，软体虫，树木，以及浮游生物，却有最大的生态价值……相比之下，那些其成员具有最大内在价值（意思指最丰富的经验，因而对自身有最大的价值）的物种，比如鲸鱼，海豚，以及灵长目动物，却仅有最小的生态价值。比如人类灵长动物，事实上其生态价值是负面的。……总之，如果这种反比关系通行于整个生态的金字塔，我们就可以说，大致说来，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有相同的固有价值。”
格里芬认为，在生态伦理关怀上，奈斯派的深层生态学注重的是生态系统整体而不是系统中的个体的价值；与之相反，动物解放论者注重的是个体的苦乐和个体价值的实现而不是由个体组成的整体的价值。格里芬认为，“这两种伦理关怀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冲突的。两种关怀都是正确的，应同时被照顾到。”他所提出的“物种固有价值平等论”能够较好地弥合两者的分歧。因为“物种固有价值平等论”认为，个体内在价值和物种生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比关系，固有价值同时包含了内在价值和生态价值，因此，物种固有价值总体上是平等的。“物种固有价值平等论”既强调了作为整体的物种的生态价值；同时又强调了个体的内在价值。格里芬倡导“将两种关怀结合起来，既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物种固有价值平等论”的提出进一步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为人类尊重和爱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怀特海派的生态思想理论。
（四）格里芬弥合了后现代深层生态学与奈斯的深层生态学。格里芬认为，以奈斯为代表的深层生态学之所以否认怀特海派的生态思想是一种深层生态学，其关键在于奈斯等人认为怀特海派坚持了物种具有不同的内在价值。例如，柯布曾明确批评生物平等主义是根本不实用的，并坚持内在价值分级论：“我们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们相信，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多于一只蚊子或一个病毒的内在价值。我们同样相信，一个黑猩猩或海豚的内在价值大于一条蚯蚓或一个细菌的……我们认为，这类区分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会指导我们的实际生活和经济政策。一个深生态学家若执意不作这样的区分，就会使其学说在根本上不实用。”
而事实上，怀特海派与奈斯等人各自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内在价值概念。在怀特海那里，内在价值“意指某物内部所有，且以自己为目的的那种价值……‘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形成对比，后者意指某物对于它物的价值。”而奈斯所讲的“内在价值”却只是指事物独立于人类的价值。因此，奈斯所谓的“内在价值”包括了怀特海所讲的“内在价值”和事物对非人类的其他事物的“外在价值”（包括生态价值）。为了减少混乱，格里芬主张“用‘内在ｅｒｅｎｔｖａｌｕｅ）来指奈斯的意思。”这样一来，奈斯的“内在价值”相当于格里芬讲的“固有价值”。
经过深入分析，格里芬认为，后现代深层生态学与奈斯的生物圈平等主义类型的深层生态学是可以弥合的。一方面，格里芬坚持了柯布所提出的内在价值分级论，个体的内在价值是各不相同的；另一方面，所有物种的固有价值是大致平等的。根据物种固有价值平等的原则，尽管人类个体具有最高的内在价值，但人类并不能据此任意宰制其他物种，因为人类的生态价值较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并不处在价值体系的顶端；相反，物种固有价值平等论要求我们寻求与不同物种的共生共荣。并且，人类与非人类的其他物种之间不是根本敌对的，恰恰相反，两者同为生态系统的部分，是内在地相互依存的，人类与其他物种是内在关联的生命共同体，有着根本一致的共同福祉。奈斯派的深层生态学批判怀特海派的生态思想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而“物种固有价值平等论”事实上消解了这一指控。另外，怀特海派认为世界万物处在不断生成的过程；人类自我是一个生态的自我，与万物有机地、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这与奈斯强调的“自我实现原则”有着相通之处。奈斯本人并没有给深层生态学下一个固定的、刚性的界定；他更多地是将深层生态学看做一场生态运动，因此其形式也可以是多样化的。通过以上分析，后现代深层生态学显然也符合奈斯提出的深层生态学的两条最高准则：“自我实现原则”和“原则上的生物圈平等主义”。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格里芬总结怀特海哲学是一种深层生态学：“怀特海的世界观在以下意义上是深层生态学的：它将所有的个体都描述为是有内在价值的；它将所有事物都描述为与它们的环境是内在关联的；它特别将自我描述成一个生态的自我；它将神性实在描绘为在生态上是与世界互联的，且表明：对神性实在的这种描述所蕴含的生态意识不会因为恶的问题而被减弱；它说明了何以对人类和其他高等动物的特别关注，与对作为整体的生物圈的关注并不矛盾；在某种意义上，也与所有形式的生命都有平等的固有价值这一直觉不矛盾”。
三、格里芬后现代深层生态学的重要意义
首先，后现代深层生态学是对当前的深层生态学的发展和完善。格里芬的后现代深层生态学指出，德瓦尔和塞申斯主张的平等主义深层生态学既存在理论缺陷也缺乏实践的可行性。在理论方面，至今的生物平等主义仍然缺乏坚实的理论论证，缺乏对生物之间平等的根源的深层追问和有力论证，在这一意义上，奈斯派的深层生态学还不够“深”。奈斯派对于生物之间的平等问题主要靠诉诸于自觉。奈斯本人就承认其生物平等主义是一种直觉：“生存与发展的平等权利是一种在直觉上明晰的价值公理。”格里芬则认为，深层生态学的“深层”实质在于“深这个词意味着固有价值是从上一直向下的。并不存在那样一条线，在它之下，我们就有理由只按人的利益对待事物。”并且，怀特海的广义经验论（Ｐ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认为自然中的万物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内在价值，因为万物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知觉经验能力，因而具有主体性经验，运用怀特海的广义经验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万物的内在价值根源于其内在的主体性经验，因此后现代深层生态学在理论上更自洽。
在实践上，价值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无法逃避做相对价值的判断，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做相对价值的判断。为了实践的需要，当需要做价值选择时，运用后现代深层生态学的“个体内在价值分级论”和“物种固有价值平等论”有助于指导我们从个体和物种两个层面来有效解决现实的价值冲突问题。当物种内部以及不同物种之间的个体发生利益冲突时，我们可以根据后现代深层生态学的“个体内在价值分级论”来作出抉择，优先保护内在价值大的个体。现实的大多数价值冲突都可以作为个体层面的价值冲突来解决。怀特海派的内在价值分级论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同时也扬弃了德瓦尔和塞申斯主张的平等主义深层生态学，是一条中庸之道。
至于物种层面的利益冲突带来的伦理选择问题，除少数极端情况外（比如某一病原体威胁人类的生存或健康时，我们需要想办法消灭或者隔离它们），这基本是一个伪问题。自然生态系统能够容纳不同物种的和谐共生，它恰恰因其生物多样性而更为稳定、丰产和富有生命力（包括修复能力）。但自然生态系统不能容纳单一物种的无限制扩张，否则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当前的物种冲突突出表现为地球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然而它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过度膨胀和行为失范。当前的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和生态危机因人而起，其解决出路也在于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另外，自然界中的自然灭绝属于生物进化的自身规律，不属于物种层面利益冲突带来的价值冲突问题；人类无需干涉，大多数时候也无力干涉。德瓦尔和塞申斯主张的平等主义深层生态学缺乏实践上的可操作性，而后现代深层生态学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后现代深层生态学是一种更为完善的深层生态学。
其次，格里芬的后现代深层生态学对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格里芬认为，各国在当前生态危机的背景下“以追求经济优势为目标”是不明智甚至不道德的。“当人们转向一种后现代的、２１世纪的态度时，他们会认识到，主要的比赛不是与他国的竞争，而是我们共同比赛来足够迅速地减少我们的碳排放，以一种适宜的生活方式来挽救人类。”出于对地球生命的深沉的爱，格里芬对美国政府在应对生态危机上的做法感到失望和愤怒并给予猛烈抨击；同时，他对中国寄予了很大希望。他认为，作为最早正式提出生态文明并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和宪法的国家，中国完全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生态的后现代社会：“‘后现代化’就是‘要保存现代概念中的精华，同时克服其消极影响。’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的话，中国实际上是‘后现代化了’”。中国有望引领世界生态文明建设。
格里芬一方面提醒工业社会主义有导致更彻底的现代性的危险：由于马克思主义更强调集体主义和统一性等，因此与自由主义产生的分离、多元性相比，马克思主义带来的社会统一度和工具理性主义程度等可能更高。因此，“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现代二分化的影响也许更为迅猛。如果我们把这种二分化与工业化、都市化、技术化、官僚化、科学主义、工具理性、世俗化、平等主义以及唯物主义一起作为现代社会的标志，那么，可以看到，工业社会主义比自由工业资本主义具有更充分的现代性。”但另一方面，格里芬看好中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必然推进无止境的增长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与生态的世界观相协调的。根据这一批判，以及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穷人的共同福祉和正义的强调，中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实现生态文明，中国只要遵循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处方，就能够有助于在总体上有力地挽救自然世界，特别是挽救人类文明。”这既是对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哲人其萎，思想永存。相信格里芬先生这位环保斗士的后现代深层生态学能够在未来继续发光发热，为人类和地球众生灵的未来带来希望之光、和平之光、友爱之光、喜乐之光和幸福之光。
